我赞成关闭华校

我赞成关闭华校

＃文：江枫

雪兰莪适耕庄育群（国民型）中学一部分学生不报考SPM华文事件，引起华社一片舆论纷纷。

许多关怀华文教育、爱护华文教育的人士都认为这种举动是非常非常不应该的。 很多华教团体也呼吁华校生应该尊重母语、爱护母语。更有许多人士认为，既然他们不考华文，就索性叫有关学生转校好了。在国民型中学（其实国民型中学只是华社一厢情愿的称呼而已，在教育部的行政中国民型中学早已不存在）读书，大家有一个观念，以为学生必定要考华文，是天经地义的事，其实未必，因为并没有一条教育法令规定，学校或校长有权力指令学生必须考华文。

如果校方一意孤行，强逼学生去考华文，学生告到教育部去，校方肯定是输的；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条法令可以依循。

不但如此，校方着令不选考华文的学生转校，也是没有法令可以依循的。强逼学生考华文、强逼学生转校都是非法的，即使告到天边去，输的必定是校方，必定是华社。

笔者倒觉得，既然这么多华校生不考华文，认为华文难读难考，那华文这一科岂不是多余的吗？许多学生及他们的家长都认为，选考华文，是极大的冒险，搞不好，将影响他们将来申请这样那样的奖学金。也就是说，考华文会影响他们的前程。

还有，国民中学的华裔生有华文班而不读，更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如今，不但学生不爱考华文，把考华文视为畏途，就连华人开商店也不想用华文招牌。近来这些日子，这个话题不是在华文报章有许多人舆论纷纷吗？一些商人都认为“令伯”有钱开门做生意，用什么文字做招牌，是令伯的喜欢，谁有权力干涉，除非当局禁止。而且他们还认为，顾客多的是不认识华文的，用华文可能还会起负面作用，令“目不识丁”的顾客反感不来光顾，岂不是弄巧反拙？

不但如此，如今更有许多华人，连华文名字都不用了而用洋名。这是时尚，据说是方便异族朋友记得自己的名字，也方便他们称呼自己的名字。我们应该自我检讨一下，华文难读、难考、难记、难念（还有难写），这样的文字还要来做什么？这样的文字学了有什么实用之处？

华人自诩有五千年悠久文化，博大渊深，如今到头来一无是处。我看华人应该醒醒及时改变旧思想，迎头赶上，要不然，将要被甩在历史后头。如今，真是如梦初醒，原来我们华社几十年来，许多所谓的华教斗士前仆后继的维护华教，都是考虑不周详的蠢动而已；这几十年作出的都是无谓的牺牲，也浪费了华社亿万金钱。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有华文不读、不考、不用，我们还好意思高喊维护华文教育吗？维护来何用？（2011年3月25日稿）

中国省份旧事

中国省份旧事

＃文：江枫

按照目前的行政规划，中国有23个省，4个直辖市和5个自治区及两个特别行政区。

二战结束后，本邦华校复办，我已是超龄生，报读一年级。到了五年级(1950年)，课程中就多了地理和历史这两科。当时我们用的教科书，还是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根据我们的中国地理课本的课文，中国当时有35省。不但教科书如是教导，连我们用的地图也有35省。

为什么省份比目前的多？原来当时的国民政府的行政区划，将东三省划分为九省，比目前的三省多了安东、辽北、松江、合江、嫩江、兴安等六省；而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地带又多了察哈尔、绥远、热河；而在西南方，又有一个西康省。当时，新疆算是省，而西藏和蒙古（外蒙古）则被称为“地方”。当年的广西省如今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省则改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省则改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海南岛则于1988年脱离广东省成为海南省。

最令人费解的莫过于外蒙古（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当时称为“地方”和西藏并列。在这一页地图上，也盖上红字：“民国二十五年一月五日我政府通知库伦蒙古政府承认其独立详确疆界尚待实地勘定。”可是地图册是尚列为中国的“地方”。

这些旧事，必须是70开外的老朋友才知道了，而且也未必都知道。当时课程没有统一，各校各自为政，用的教科书未必尽同。

我当年用的教科书已经没收藏了，可是所用的那一本地图册，幸好我仍旧当瑰宝般珍藏着，而且还有两本，另一本是同学丢弃我收藏的。这地图册是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十月四十二版（1948年），出版者为亚光舆地学社，发行者是上海四川北路八号大中国图书局。这本地图册的全名为《袖珍中国分省精图》，《内政部地图发行许可证》就刊登在地图册前面。由金擎宇编制，王守成校订。定价金圆一元五角。它对于我来说，已是古董一样的宝贵。

战后复校，我的家乡小镇，学生人数稀少，家长也不重视孩子的学业，读也好不读也好，辍学率非常高，有一两个班级由于人数少，采取复级制，一间教室两个年级的学生一起上课，一位教师同时要兼教两班学生。我毕业那年，全部毕业生仅有5人而已。

虽然如此，我校苏校长，仍旧走遍附近几个较大的城镇，采购这些珍贵的地图册给我们参考。教导地理的黄老师教学认真又严格。他要我们背熟每一省的物产、简称、省会等等。他在一个粗糙的黑板上绘上一幅分省地图，地图上有河流、山脉、省会、大都会等（名称空白），常常叫我们出去将这些江河城市等的名称填上，稍有错误，就是鞭打。

如今，我虽然不赞成他鞭打学生的处罚方式，但我对他的认真教学是十分钦佩的。 苏校长对教育的真心奉献和黄老师的认真教学，影响我永生永世，我把他们当作学习的模样。到如今我去中国旅游，许多有关的地理知识都难不倒我，这都是黄老师的恩赐。可见严师对学生能起多么大的作用。（2011年3月14日稿）

拾破烂

拾破烂

＃文：江枫

我家很穷，这不是由于父母懒惰，而是儿女太多累穷的。其实，恰恰相反，父亲是一个比牛还要勤奋还要拼搏的人。他除了做他分内的工作外，在工余时，简直没有一分钟休息。他将他的时间全部用在可以赚取一分一毫的兼职上，为的就是多赚点钱补贴家用。

不但如此，他村前村后，凡是人家丢弃的物件，只要略略修补就可以使用的，他都捡回来。譬如：他使用的那辆脚踏车，都是由从不同的地点拾来的零件拼凑而成的。他用这辆脚踏车替人家载送货物，赚取了不少养家钱。

父亲就是有这么好的手艺，而且能无师自通，所以家里用的许多器具都靠他的过人功夫拼凑造成的。他因此替我家节省了不少开销。

我从小受到耳濡目染，也喜欢拾破烂。我没有父亲的能耐，能造成大件的 用具。我只是捡些小玩意儿，略加“修合”再用而已。譬如；一些小螺丝、小铁片、小玩具。我最常捡拾的是一些文具，如：圆珠笔。很多圆珠笔墨水还有，只是外壳坏了就被人扔掉。我要是捡到这些文具，只消在外壳做些功夫，又可加以使用了。为此，孙子辈常常将同学们丢弃的这类东西拾了回来 给我。他们的父母带他们上街，看到有可用的东西，他们就说：“拾回去给公公”，因而常常受到父母的阻拦。我家老太婆就常常批说：“你 这个老头不要教坏孙子辈，专门去捡拾破烂的东西；你这样做，也丢了孩子的脸！”但，我不以为忤，照旧捡拾破烂。

我不是漫无目的的乱捡，我捡的都是 认为可派上用场的东西。我将这些小破烂捡拾回家收藏起来，随时可以用到。曾经好几次，家里的电灯就因为缺少某些小螺丝钉不能装好，幸亏有储备了小螺丝钉而装稳了不致一夜摸黑。半夜三更，有螺丝钉卖吗？这些看不起眼的小物件，好几次帮助我解决了“燃眉之急”，偶尔也帮助朋友解难。你说，拾破烂有什么不好？什么地方丢人？

我倒认为，它当我急用时帮了我一个大忙，而且，满足了我的“成就感”，何乐不为？

好几次我拾破烂还有意外的收获。一次在垃圾堆中，居然给我翻到一本《国民大会纪念册》。这本书厚百多页，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一月初版，由南京《中央日报》编印，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战后返都南京召开的国民大会。 又有一次，我翻到一本由李惠堂编的《足球经》。李惠堂何许人？我们年轻时听过他的种种传说。李惠堂（1905年10月16日－1979月4日），字光梁，号鲁卫，祖籍广东五华县的粤籍客家人。李惠堂出生于香港，从17岁开始，即活跃于1920年代－1930年代之亚洲足球球坛，不但是战前少見的中国职业足球球員，也是公认之中国足球球王。並带领港沪兩地足球菁英，称霸于第七、第八、第九及第十届的远东运动会。20世纪30年代中国流传：“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难得的是，他引证足球是古代中国发明的。（2011年3月16日完稿）

不要错骂自己

不要错骂自己
#文：巴古山

我们这边，每年公共考试成绩公布后，报章长篇累牍图文并茂，详尽报道这些考试成绩的新闻。当然，少不了成绩优异学生的专访。

有一年，我校一位学生考获全部A等。记者访问她时，她讲述了自己学习的心得之外，还特地庄重的感激她父母的栽培和关怀，接着就是感激她的补习老师，几乎所有为她补习的老师逐一感激，没有一个遗漏，可是，却完全不提校内的老师。这是否有点说不过去？

上课时，我对全班同学说：“如果明年成绩放榜时，你们当中，考获成绩优异的同学，绝对不能忘记也顺便感激校内老师的教导。我不相信校内老师对你们优异的成绩，一丁点的功劳都没有。”

当时，我讲得非常激动，很多学生都低下了头，不敢正视我。我愈讲愈起劲。就在这个时候，不知如何，一个念头突然袭上我的心头：我讲的这么多话语，岂不是在骂自己？

我们平日教导学生，根本都没有把这些感恩的观念恰如其分的传授给学生。他们年纪轻，阅历浅，没有处世经验，讲话时不会面面俱圆，讲话当然就不够周到了。如果教师只是责怪学生，实际上是在指责自己，因为是当教师的没有尽责把应该如何处世的方法全面教导学生；错的是教师，而不是学生。不知者无罪！

为人父母的也一样，他们常常责怪儿女这不对那不对，可是，他们平日就不曾指导儿女如何辨别是非黑白，孰轻孰重？儿女认识浅，经验贫乏，很多事情，他们没能力加以分辨，偶尔就行差踏错，而且他们也不十分明了他们犯了这些错误的严重后果。因此，做父母的，应该教导儿女如何分辨是非黑白，而不是用打骂的过时方法管教孩子。必须让儿女掌握了分辨能力，他们才能凡事加以衡量，择善而行之。明白事理及拥有分辨能力，强于一切！

尤其是家中有女初长成的父母，必须记得教导女儿不要泛交、滥交男友。千万不要等到坏事发生了，才来责怪、指责。一切都太迟了！

父母总是这么认为，儿女对这些那些应该知道，可是，儿女就偏偏不知道！女孩发生不幸事件的新闻，几乎无日无之，事态的严重可见一斑。

（2010年12月11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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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敏感性

宗教的敏感性
＃文：巴古山

朋友相聚，最好避谈政治和宗教，以免有歧见发生争执，破坏感情，除非都是“自己人”。

这里只谈宗教。

有两位同学，由同窗而相恋而结婚。相恋时已知道彼此宗教不相同，但是，由于情浓似漆，以为黏上了，所有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他们总以为婚后总可以劝服对方改信自己的宗教。谁知生米煮成熟饭之后，双方发现一切劝说都为对方拒绝。孩子生了几个，这一场“论战”仍旧无法收场，最后只好各持所信，但却深深影响到夫妇之间的感情，影响家庭的和睦气氛，虽然尚不致分手，但，这几十年的相处实在难捱！

这都是由于双方都过分的坚持。

又有一对夫妇，也是宗教信仰不同，虽然，彼此没办法劝服对方脱教改信自己的宗教，但是，彼此能够忍让，举凡是牵涉到宗教的活动，各行其是，互不干涉。不过，有些地方能互相让步，譬如：新年回娘家，拜过神的食物，做丈夫的若无其事的照食；丈夫去教堂，如果空闲，妻子也陪着前往。他们家境很好，如今已过了耳顺之年，夫妻仍旧非常恩爱，家庭生活幸福美满。

我认为，朋友相处也一样，要是彼此宗教信仰不同，应该相互尊重，不要一味强调自己宗教的优越性，总显示出对朋友宗教的鄙夷。世界上，无论谁，要是受到尊重，心里一定感到舒服，如果受到鄙夷，就觉得受到伤害，总是想要抗拒，甚至报复。朋友之间，闹到这种地步，还能相交多久？

其实，我认为，一个人信什么教都不要紧，甚至没有宗教信仰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存善心、做善事。无论什么宗教，总不至于会拒绝一个行善的好人，有好的报应吧！即使这个人不是你的教徒。总不至于拒绝这么一个好人上天堂吧！

一个宗教的主宰人，佛也好、上帝也好、神也好，如果拒绝一个好人上天堂，拒绝一个好人获得好的报应，这岂不是与教义相违悖了吗？因为这根本不符合慈悲、博爱、平等的精神。

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们这些庸夫俗子，实在不必对自己的宗教太过执着，摆出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嘴脸；也无需过于维护自己的宗教，而禁止、为难别人的宗教活动。

一个开口闭口说是虔诚的教徒、一个装模作样很虔诚的教徒，如果干的多是伤天害理的事，根本就不符合他自己的教义，倒不如一个没有宗教信仰，却时时行善的凡人。

我就是以这种态度看待宗教，也是以这种心态信仰宗教。宗教就是这么简单，无需说得天花乱坠！

我的结论：行善比宗教信仰更实际！
（2010年11月

孙中山庇能会议100周年

孙中山庇能会议100周年
#文：巴古山

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槟城召开了“庇能会议”，翌年10月10月武昌起义成功，推倒了蛮悍昏庸的满清政权，史称这次的起义为“辛亥革命”。

孙中山奔走革命十数年，这一次的起义，算是取得一个伟大的成果。

我们回溯历史，1775-1783年美国争取独立革命成功，脱离殖民母体英帝国而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揭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

法国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摧毁了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震撼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封建秩序。在世界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次革命也为世界各国革命树立了榜样，因此具有世界意义美国争取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这两次革命的成功，在西方世界散发出民主、自由、平等气息，解放了全世界人民的思想：他们明白民主、自由、平等的可贵而摆脱那种向权威屈服的奴隶思想；鼓舞了全世界人民敢于争取自由、平等，勇于争取自由、平等。自由、平等的思想因而在全世界泛滥起来，助长了全世界人类向往自由、平等，渴望自由、平等的思维。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力量，推翻了统治中国两百六十七年的满清腐朽、昏庸、封建的政权，将政权复归于人民。虽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取得的成果离开完美尚有一段漫长的距离。他自己在遗嘱里也表白：“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但，它昭示世人，顽强的政权、不合理的统治是可以推翻的、并非是冒犯的蠢动。所以，这次的革命，虽然发生在中国，但，它的意义不局限于中国。它汹涌澎湃的波澜冲击着整个亚洲，以及世界上被奴役的国家和被压迫的民族。它赐予这些国家和民族一个良好示范，要勇于斗争、搞翻身的革命。于是许多殖民地人民醒悟了，纷纷组织起来，争取独立和解放。这种酷爱自由、平等，寻求解放的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表现得尤为强烈。

一方面是厌倦了受西方殖民者的罪恶统治，一方面也是因为西方殖民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受到重创，压制、奴役殖民地人民的力量大不如前，因而为抗争的人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地向宗主国闹革命的地区众多又活跃。像印尼、菲律宾、缅甸等地，革命的势头愈来愈强烈，最后终于获得了宝贵的独立。至于那些亚洲殖民地虽然没有剧烈的武装革命，但是，它们利用各种形式展开不懈的独立斗争，而最终亦如愿以偿。

我们宏观的看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它将中国人从强暴、无能的政权解放出来，广义的说，这一次的革命，它的荡漾馀波，给周边许多地区的人民，提供了可贵的灵感，振奋了他们的精神，要争取自己的权益，要当家作主。因此，它也具有世界意义。

辛亥革命发生在“庇能会议”一年之后，这次的革命成功，与“庇能会议”就扯上奥秘不可解的关系。“庇能会议”的重大意义在此。它不但为武昌起义提供了某种成功的因子，而这次的成功，跨越中国，影响到周边地区，带动这些地区的人民闹革命争独立。从这个角度看“庇能会议”，意义更是非凡。

际此“孙中山庇能会议100周年年庆”纪念活动在槟城举行的时刻，我们更要强调它这非凡意义，强调它的世界意义。同时也为槟城提供了这么一个历史机缘感到荣幸。
（2010年10月12日稿）

历史，要真实的历史

历史，要真实的历史
＃文：文化乞儿

文天祥的《正气歌》有“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句。“太史简”和“董狐笔”大有文章。

“太史简”的史事，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的是：春秋时代齐国的大臣崔抒杀了他的国君齐庄公，齐国太史（记载国史的官员）就在史册上直写：“崔抒弑其君”。崔抒就滥用权力将太史杀掉。太史的弟弟接任，也是这样写法，崔抒又将他杀掉。另一个弟弟接任，依旧这样写。崔抒没办法，只好作罢。有一位南史氏，听说崔抒杀太史，带了书简前往，意要据实书写。走到半路，听说崔抒已经罢手杀戮了，才折还。为了保存历史的真事实录，齐国太史一个接一个的为确实史实牺牲了，来换取历史上的真实记载，说的句句真话，实在难能可贵。

“董狐笔”说的是：春秋时期，晋灵公十分残暴，相国赵盾屡次劝他改变作风，晋灵公认为冒犯了他，怀恨在心，设法要杀掉赵盾。赵盾听闻风声后，赶快逃亡。当他逃到边境时，赵盾的侄儿赵穿已经把晋灵公除掉了，立晋成公为国君。赵盾又回来复任旧职。由于赵盾为人精明干练，举国上下没有异议，惟有史官董狐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在史册上直书：“赵盾弑其君”。赵盾知晓后，认为自己被冤枉，找董狐理论，说；“我并没有杀害君王，杀害者另有其人。”董狐说：“你身为相国，潜逃时虽然离开都城，但却没有离开国境，回来后，又没有严惩弑君凶手。你是相国，不讨伐贼人是未尽职责，就是主谋。这杀君之罪，你不负责，该谁负责？”孔子知道此事后，称赞董狐为“良史”，实不为过。董狐这样不避忌的直书，自然是冒着极大风险的，因此，孔子赞扬他，后人褒美他，正是表彰其坚持原则的刚直精神，实为最高尚的道德情操。

最近，我国当局为了某方面的需要，突发奇想，要将历史科列为SPM必考科，并且规定是必须及格的科目。这显示出当局认为历史是一科不可忽视的科目。很多关心我国教育事项的团体和个人，有一种共同的意见。他们都觉得这项建议，必须谨慎执行。首先，必须保证历史科教材所提到的必须是公正不阿的事实，不容有任何歪曲之处，详略有致，层次分明。最重要的应该据实记载我国各大民族对本邦的开发、发展、护卫和贡献有公正的记载，不可有所偏颇。譬如：70岁以上的我国公民，对于战前的情况、第二次大战我国发生的历史事件、战后我国各民族争取独立的实际情况，都亲身目睹，甚至经历过，他们亲身见证了这一段历史。然而，如今一些政客常常发表的言论和历史课本上的记载，有许多错漏之处。对这些历史事实，必须据实记载。这不但还历史一个真实的面貌，并且才对得起那些为我国的开发和发展，流汗流血的功臣、对得起那些为保卫我国抛头颅溅热血的人物。这些人士的贡献若是被遗漏了，我国的历史就不能算完整！

今天看来，我国要整理历史资料，的确需要太史简这样的人物，为了历史的真实说真话，不惜牺牲性命；也需要像董狐那样的历史家，对历史事物作正确的诠释。这些史事，如果据实收录在历史课本中，必定大大的丰富了我国的历史内涵。

这样的历史，读了才有亲切感，读了才有价值。

(2010年11月12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