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家乡仁丹

想起家乡仁丹

江枫（文化乞儿）

昨天家乡两位同学到来商讨编印【家乡仁丹风土情】特刊的事情，又再撩起我对家乡仁丹的深沉回忆。

仁丹是我国一个寂寂无闻的小山村，大约在195X年的联邦政府与马共的“华玲和谈”中应时风闻全国，原因是和谈的预备会议两位马共代表中的一人李进喜是仁丹人。李进喜大概不是当年马共的什么主要领导人物，他可能只是一个“带路人”角色而已。当年的和谈地点是在吉打州的华玲，可是无论先头的预备会议还是接下来的正式会谈，马共的代表都是从仁丹的山林出来，由官方的装甲车载送到华玲去会谈的；会后又再回到仁丹进入山林。

当年和谈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仁丹却因而不但闻名全国，而且它的大名甚至由电讯传遍全球。

现在不谈往事而专谈仁丹。

仁丹位于北霹雳，与泰国接壤。小小的市区仅有一条7字形的街道。今就以7字为准来讲述仁丹的分区。这7字的中间有一条小溪流贯穿，溪流发源自7字的东北部的一个农耕小村落-----加央港。7字的东部全是山林地带；7字的南部通往高乌；西部也是山林地带，而且一部分是拉曼锡矿公司的矿地；北部更是山林，但却有一条细小的公路通往宜力。仁丹与外界的接触，主要是南部通往高乌这条公路，因为到达了高乌之后，在十字路口有一条路可以通往泰南的勿洞，一条通往华玲。走出这两条路就海阔天空了。

仁丹人的生计主要是靠拉曼锡矿。大部分居民都是拉曼公司的雇员，赚取主要的收入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我的父亲就是拉曼公司水力发电厂的雇员。其他的小部分居民以割胶及农耕为生。

7字北面边沿是一个名叫广隆的村落，大约住有十来家人。其实广隆本是一家华资小型锡矿公司的名字，该地在几十年前是该锡矿公司的工地。不过，自我懂事的年代开始，那儿已经是一个小村落，该公司已经停业了，没有任何采矿活动。，所以该公司采矿的详细的情况无法知晓；7字的西面是村落，名为新兴村，顾名思义，居住的大多数都是新兴人（新兴村一名叫沙屎塘，可能几十年前周边开矿的泥沙，又叫沙屎就流集于此，逐渐形成平地，人们在此建立家园，遂成为一个村落）；7字的南部有一条羊肠小径通往一个称为鲜水港的小村落，也仅有整十户人家；7字的西南部的一个村落名客家村，居住的九成以上是客家人。笔者的老家就在客家村，对那儿了解得比较透彻。

这客家村居民以田头赤溪人为主，我们鹤山人只有三五家，而且都有血缘关系。那年代帮派意识还相当强，我们鹤山人的小孩常常被赤溪的小孩欺负。放学走路回家在路上就常常被田头赤溪小孩拦截、追逐殴打，我就饱尝过他们的拳头。幸好后来进了学，大家都是同学，这种凶暴的风气才平息下来。这得归功教育的效果。

客家村住家的周围有很多空旷地带，辛勤的村民就在空地上耕作，种些瓜果蔬菜供自己食用，有多余的才送到市区售卖。当时，尚未有农药这玩意儿，用的肥料都是“天然肥”-----即是尿液。因此家家户户房间里都放置一个尿缸，将留贮的尿液用来浇农地。至于没有耕作的人家，这尿液也有市场，那些专门从事耕作的农家，十头八天总会上门收取尿液，到了年尾过年时候，农家就会上门将肥美的蔬菜送给尿液供应人。

天然肥栽种出来的蔬菜，非常甜美，不失蔬菜的原味；而今使用农药的蔬菜，虽然比较大棵、肥壮、美嫩，以外观取胜，但早已失去蔬菜的原味，徒以外貌取悦于人而已。如今，我总是怀念当年在家乡吃到的蔬菜。什么时候，我们还有机会尝到那种单纯的蔬菜味道？

仁丹的居民较多的是市区、新兴村及客家村三地。

家乡只有一家华小，就是我的母校公立小学（校名就是如此，到槟城读中学时，同学问起我来自何校？我告诉他们，他们都以为我开玩笑。可以想见当年先贤创立这家小学时，因陋就简，连校名都没闲暇思索就取名公立）。如今，全仁丹的居民，凡是进过学的，有哪一个不是公立小学的校友？每思念起此事，我都为先贤创校的远见而感动！

家乡的民宅都是木板建筑，至今仍是如此。居民纯朴忠直，如今的社会如果还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地方，那就得首推仁丹了。

家乡气候适宜，风清水凉，路上很少车辆行驶，空气污染得少，是一片桃源乐土。可惜的是，仁丹是小村落不可能有什么大型的工商业机构，让当地人就业，年轻人都往外发展，剩下的都是乐龄一族了。根据非官方统计，仁丹的华裔居民日益减少，如今仅剩下大约250人而已。

家乡仁丹的未来将变成什么模样？是一个令仁丹乡民担忧的话题。

（2014年9月1日稿）

两首绝诗

两首绝诗    庄春海

悠悠漓江情

顺水推筏寻胜境，

漓江神韵在峰峦，

绵延独特随心变，

众口皆碑天下传。

轻筏向阳朔

筏子顺流春意前，

漓江漫漫游兴恬，

水天一色青山里，

万物交融天地间。

撰于临风轩28/5/14

扭伤左脚记

扭伤左脚记

大凡年纪大了，皮肉筋骨都退化性脆弱，容易损伤。3月31日下午，我与平时惯常动作无异，一足踏上椅子，然后用力登上去，想要爬上椅子办点事，这一着不行了，左膝一阵剧痛，站立不住，整个人几乎摔倒下来，妻扶我起来，顿时觉得步行非常艰辛，签盖部位一阵阵剧痛难忍。

第二天即刻看家庭医生。这胡医生擅长医治各种疾病，我家人有病都求他诊治，几乎是药到病除。医生检验后说，恐怕是软骨受到损伤，大概要三四个星期才能痊愈。他配给我两周的药，一共两种，一种是止痛药，另一种是补筋骨的药。服药后，一天天好转，但，离开痊愈应该还有一段时日。两周后我复诊时，医生再配给同样药物，并且嘱咐说，可能要三四个月才能痊愈。

我第一次看他，医药费是147元，第二次看他，医药费是347元，专科医生嘛，诊费就得付60元，所以这么贵。这一回他吩咐补筋药一天必须多服一次，药多了，药费自然也高了。我估计如果他说的真要三四个月才能痊愈，那我的全部医药费必然超过一千元了。扭伤一只脚就必须花费千多元，真是无妄之灾，而且我有自觉之明，即使医好了，也不会恢复一百巴仙的功能，年纪老迈之故也！

我更加担忧的是，日后将影响我的旅游活动，尤其是中国的旅游。我退休20多年，曾经到中国旅游十多次。中国的文化古迹、历史文物，实在是多得不胜枚举，不多走动是不能得其精髓的。

这三个星期来，不敢出门，出门即使要驾车去，也只是短途的路程而已，远的地方不敢尝试，生怕着力过久，又引发其他损伤。

不知是否服用药物有副作用，我总觉得近日来，身体这里那里有不适感，但又不能清楚点出来是怎样的不适，只觉昏昏沉沉，全身乏力。

我自己观察，人一过七十岁，尤其是接近八十高龄，很多事情，都不能逞强，很多事情，以往做得来的，如今可能就力不从心了，勉强去做，可能就会闹出乱子来，后果不堪设想。凡事应该有自知之明才对。譬如说：蹲下来做些小事，要站起来时必然十分辛苦，因此，凡是要蹲着做事时必须找来一张矮凳子坐好才做。即使如此，做完工作后要站起来，也是很费周章的。以前见过父亲做完事，要站起来事，必须先伸直腰肢，然后才能缓缓的驼着背费力的将身体挺直，然后才能站立，然后才能开步走。如今我正是这样，重复父亲的动作。

以我这把年龄，常常觉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因为我还可以每天出门走上接近一个小时做晨运，还可以上巴刹买菜，而且还可以送孙子上学呢！休闲活动方面，我每星期到老歌班唱老歌，两年多来，还在我们的的排舞充任指导老师，直至排舞班人数不足停止开班才终止这种活动。退休21年，晚年生活可以算得上是丰富、多彩的。感恩之至！

（2014年4月23日稿）

叶智友老友返乡记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居于当时的时局，我们那个小山村有很多人被遣返中国，父母回国年幼的子女只好跟随，没有别的选择。如今，做父母那一辈早已不在人世了，而当时的之女辈也已是七老八十的耋耄老者。

当年回国的乡亲，绝大多数都落籍广州。由于年岁已大，因此，对于昔日马来亚的邻居朋友、同、学非常思念。去年，钟金提同学知道我已经在槟城定居了，在他表弟的带领下，特地到槟城来寻访我。我们已经将近60年没见面了。今年3月23日另一位叶智友同学，也到槟城来探望亲戚，顺道与我相会。智友幼年时很少与我来往，他住在“街场区”而我则是住在客家村。虽然如此，可是，无阻于我们这次相会的欢愉之情。

我了解他特别怀念昔日霹雳仁丹小山村的游伴，因此，就安排他夫妇俩（他的夫人不是仁丹人）回去与那儿的乡亲叙旧。

由于我这几年年纪大了，不宜长途驾驶，于是，征求得好友池日超（他也是老同乡）的同意，由他负责载送的任务。池君非常热心，居然调动他的夫人也驾多一辆车加入载送任务。

我们在槟城这头安排我们的工作，家乡的廖美莲则负责召集家乡的乡亲在当天晚上来个小聚会。那段时间正好濒临清明时节，很多移居外地的同乡返乡扫墓，这些老朋友适逢其时，得以有机会与智友见面。

当天晚上在冠芳茶楼的聚会，居然有8桌朋友参与，大家见面有说不完的话题，直至夜深大家始兴尽而归。“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日后的事，谁能逆料？

在槟城定居的旧同学，知道叶智友要从广州回来，他们也都渴望与他会面。所以，当智友从仁丹返回槟城之后，槟城的旧同学又在美丽华酒家与他会面。在美丽华相聚的同学，有廖宝煜、曾桂仁、林来好、陈文中夫妇及彭胜福夫妇。廖丽容本来要参与，临时身体不适失却与老朋友见面的机会，可惜！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曾桂仁同学，他居住在双溪大年，他是乘搭巴士来槟城参与聚会的，散场了又得乘搭巴士回去，这种精神实在难能可贵！说穿了，还不是念那一份情？

本来，我们这批老同学打算在今年适当的时刻，组织一个探问团到广州去，请智友负责召集旅居广州的旧同学见面，可是，智友说，旅居广州的同学已经不多了，很多已经病故了，有的年老行动不便，即使到了广州，能见面的也没几人。他还说，如果早十多年回去，见到的老朋友就相当多，可惜我们痛失良机。这不禁令我想起杜甫在【赠卫八处士】这首诗里的名句：“访旧半为鬼了，惊呼热中肠”。老朋友相见的时日无多，彼此应该珍惜见面的黄金时刻，那可真是名副其实的“一寸光阴一寸金”呀！

（2014年4月15日稿）

记忆中的母校---仁丹公立学校

母校仁丹公立学校那一年创立我无法查清楚，只知道创立于战前，而且战前最后一任校长是刘应龙。刘校长长校期间对母校很有建树，所以，在仁丹他口碑很好，讲起他的名字，老一辈的人都肃然起敬。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6年复课，我就读一年级。那时物资缺乏，教师也短缺，我们复课时，三位教职员都是本地人，校长张元升先生是本地人，就地取材；另一位黄进性也是本地人；另外一位本地人是同济堂药材店的中医师，记得有人提起过他姓江或姜，不很肯定。他们都是很有责任心的好教师，如果没有他们肯于扛起这个教导责任，学校就不可能复办，而我们也就没机会受教育了。尤其是张元升校长，他在筹办复课的过程中，必定尽了最大的努力，并且高瞻远瞩，因为他是多位筹办人中学历最高的。

记得当年是利用仁丹市场背后高山上的木板校舍作为上课场所。这是日治时代日本鬼子建来教导各族子弟读日文的校舍。

高山上的校舍空气清新凉风习习，校舍周围是小丛林和青山相连。小地方的孩子大致上都比较粗旷，下课时时常在丛林间钻进钻出玩捉迷藏等各种游戏。

我印象中张元升当校长还未满一年，就由王昌年接任校长一职（1946-1947），因为那一年年底我考第一名，成绩报告册是从王校长手上接领的，所以记忆鲜明（这成绩报告册至今仍完好保存）。

王昌年战前曾经在母校担任过教职，很可能就是刘应龙时期。当时，我们依然是在山顶的日本校舍上课。后来就搬迁到市区的广东会馆上课了。这会馆相当老旧，是木板为墙，锌板为屋顶的建筑物。会馆和左邻的另一间店屋相连，之间打开一个木门，作为通道。通道正好面对楼梯，通往店屋的楼上。这店屋据说是广隆锡矿公司战前赠送给母校董事部作为教学用途的。

当时的情形是如此：会馆楼下辟为两间教室，教室间是活屏风，打开了，就成为临时礼堂，开周会时或者节日喜庆就是打开来供聚会使用。

至于两间的建筑物的楼上也是相通的。会馆楼上分隔成几间房间，作为教师房间，而店屋楼上部分，则辟为教室。这特别教室常常是供高班学生使用，他们能听从指示，走路脚步比较轻，不至于使楼板踏出声音来。店屋楼下也辟为教室。如此一来，两间建筑物就共有4间教室。全校有6个年级，4间教室是不够用的，幸好每个年级学生都不多，就采用复级制，即一间教室同时容纳两个班级。这样的安排，教师上课是相当辛苦的，不但教学时间要妥善分配好，以免顾此失彼，纪律问题更是伤脑筋。

大约1951年，由于学生人数最多，教室不敷应用，董事部又征得广东会馆右手斜对面一间名牌13号的店屋作为临时校舍。这13号店屋，楼上楼下各辟为一间教室，我六年级那年（1951）就在楼下那间教室上课。当时全班仅有5人，4男1女，与二年级同学复级上课。

1955年12月28日，著名的“华玲会谈”前夕，当时的我国联合邦政府代表副教育部长朱运兴和马共代表陈田曾经举行过短暂的会谈，部署华玲会谈细节。朱陈的会谈，据说就在这13号楼上举行。其实这间店屋，有关部门应该加以保留作为文物古迹。

王昌年校长长校两年，学校校政逐渐步上轨道。王校长离职后，由他手下一位教师李科良担任校长（1947-1948）。这李校长可能当年曾经到中国读过书，而且参加过童子军，有什么节庆，他常常全副童军装扮，童子军帽、童子军衣、裤，而且还会吹号角。集会时，他就是全副童军装吹响号角号召集会的。

李科良担任校长还不足一年，就闹出罢课事件。据说有两位教师，一男一女，因为李校长向董事打小报告，董事要解聘他们。男的名为国泰，姓忘记了；女的是罗月媚老师。这罗老师很会教唱歌，很得同学们的喜爱。这一来，学生们就起哄了，在高年班学生的带动下，就全校罢课了。这在当时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罢课学生到市区大街小巷张贴大字标语。我在街边的一棵大树下贴上一张，写的是：挽留好先生。当时罢课的经历如今仍历历在目。

事件发展的结果是，两位老师果真被董事解聘了。

小学毕业后，我到槟城韩江中学求学，毕业后留校服务两年，后来到吉隆坡语文学院师训。师训期间，与一位来自吉打的同学成为莫逆之交，无所不谈。有一回谈起小学的趣事，扯上罢课这回事，并且牵出有关的老师的姓名。从他那边我才了解原来李校长的的确确是被冤枉的，难怪罢课期间，董事长廖泽焕学生召集同学们训话，他劝大家用功读书、守校规，不要参与过激的行动，因为有些事情，他不便与我们这些小朋友说清楚。李科良校长沉冤不白，在全校学生中，我怀疑了解真相的同学到底有几人？

李校长于1948年离校，接任的是余养廷校长（1948-949）。余校长治校非常严格，学校秩序立竿见影即时改善很多。但可惜的是，他只在母校服务一年，不知什么原因便离开了。大约在2000年左右，在一次母校校友的聚会上，见过余校长，据他说，他在金宝开书局。

第二年，来担任校长的是一位女校长蘇灵（1949-1952）。苏校长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那个时代，家长对于孩子的学业都不很重视，孩子上课不上课，都不很关心。有的学生与同学打架，怕受到老师责罚，第二天就不来上课了。苏校长必定亲自上门，劝说家长务必叫孩子上学，因为时代不同了，读书才有前途。接受苏校长的劝说重回学校继续学业的，不少过十人。这些被苏校长召唤回来的学生，得以继续求学，完成小学的学业，就此改变了他们一生的命运。他们实在应该感谢苏校长当日的劝导。可见苏校长是一位力行的教育家。

苏校长也鼓励小学毕业的同学，有机会必须继续上中学求学。从此，母校的毕业生升读中学的才一年比一年多。苏校长开创了小山村的读书风气，功不可没。

苏校长留任至我毕业后两年才离开母校，不过，我一直与她保持联络，直至她1994年9月4日逝世为止（我曾经涂写过一篇悼念她的文字，她是我的恩师）。

（2014年3月26日稿）

 

我与音乐

   我与音乐

     #文：江枫

请不要被题目误导，以为我是一位音乐界人士，又或者是学过音乐的人。其实，我是彻头彻尾音乐门外汉，只是爱欣赏音乐，爱哼哼歌曲而已。

小学时代，真是第二次大战结束，元气尚未恢复的落后年代，尚未有电视机、录音机、磁带，至于光盘、视像光碟等更是谈不上，就仅有收音机，而且我家里也买不起收音机。邻居有收音机，常常听到播放流行歌曲，很合我的口味，也就跟着哼，后来，多认识几个字，更加了解歌词的含义，也买些流行歌曲歌簿来学唱流行歌曲。不但唱，而且同学之间也爱抄一些自己爱唱的歌曲，大颗儿一起哼唱。那时没有复印，只好手抄了。

这种风气一直延伸到我读中学时代。不过，那时华校生热心维护华文教育运动相当炽热，同学们思想有点偏激，将流行歌曲归类为靡靡之音、黄色歌曲、颓废歌曲，因此，很多学生在哼唱流行歌曲方面都有所收敛。这时兴起演唱文艺歌曲的风气。爱好流行歌曲的同学，也乐意跟着唱文艺歌曲，反正都是歌曲，唱起来就觉得心中欢愉、畅快。

这期间，我们得以知道歌星中的白光、周璇、吴莺音、姚莉、李丽华等中国歌星，和本地的歌星，如：陈美光、潘秀琼、张莱莱等等。

中学时期，曾经参加学校的歌咏队，记得我们的歌咏队，在学校为南洋大学筹款的一次盛大演出中也尽过力。

我中学时代是寄宿在学校宿舍，有一位老师也寄宿在同宿舍。他就是施予国老师。这么巧他教我们大代数（HIGHER ALGIBRA）。施老师是数学天才，我们都非常喜爱他。他是从香港聘请来的，单身，非常喜欢古典音乐。他的房间备常常播放古典音乐，没有架子，对我们就像他的朋辈一样，叫我们到他房间一起欣赏，而且还教我们如何欣赏古典音乐，并且也向我们介绍一下世界著名音乐家的生平事迹，如：贝多芬、肖邦、莫扎特、舒伯特等，令同学们耳熟能详。这一段时间，我们真是欢喜若狂，因为在我们本来爱好流行歌曲的底子里又再铺垫上古典音乐的新基。

进入大约六十年代，虽然我国对中国的好些书刊、音乐禁令仍没撤销，但是，有好些华乐唱片已可以进口了。记得当时很多华乐都广受欢迎，如：金蛇狂舞去、彩云奔月等，令爱好音乐的朋友如久渴逢甘露，爱不释手。

离开学校之后，我投身教育界，对于音乐的爱好没有松懈过。不仅自己依然喜爱哼歌、欣赏音乐，而且省衣节食，都让我的两位大女儿学习钢琴。于是乐声每天都在我的家中飞扬。他们姐妹俩都考完钢琴第八级，后来因为大专不是念音乐，才不得不放弃钢琴。不过，我认为对他们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因为他们懂得音乐，虽然，从事的不是与音乐有关的行业，但，他们得以利用音乐调剂他们紧张的生活。这可以舒缓他们的紧张情绪。

退休之后，我仍旧过着读书写作的生活，但，我也仍旧唱歌听音乐。我也参加一个乐龄人士的歌唱班------长青歌唱班，每周聚会一次，由老师教唱新歌，团员们也可以舒展歌喉，练练歌唱技艺。一群乐龄人士每周聚会一次，除了唱歌之外，还可以谈谈共同的话题，乐在其中矣！

我们这个歌唱班还有一个特点，不止“独乐乐”而已，也与“众乐乐”。歌唱班成立16年以来，我们先后举行过好几次歌乐晚会先后为槟安医院心脏中心、佛教慈济洗肾中心、玛丽安山癌症医院、慧音社、南华医院福利援助金等筹募基金，再加上其他方式捐助教育、公益事业的款项，超过30万令吉，称得上娱乐不忘为善，在槟城的众多的歌唱团体中，算是一个相当活跃的团体。

老太婆也与我一同参加这个歌唱班，所以，退休的生活，还可以常常共同度过，分享喜悦，不至于“各行其道”。

如今，我早已逾越古稀之年，我敢大声的说，这几十年，音乐大大的丰富了我的生命，也使我的日常生活增添了几许灿烂的色彩！

宿舍那段生活，结识了两位喜爱音乐的同学，成为莫逆之交，至今仍旧来往如昔。可惜其中一位同学近年来病痛缠身，又居住在外地，渐渐的来往也就减少了。但是，每逢听到喜爱的乐曲，总希望与他们分享！因为这时刻，欣赏神经的交融活动，只有他们能够相通。这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高山流水”故事的精髓！也才充分了解姜子牙当时狂喜的心情，心中难免泛起“既往矣”那种落寞的情怀！

（稿于2014年3月23日）

家庭教育是首要教育

家庭教育是首要教育

#文：江枫

中午载孙上学。由于上午班学生尚未放学，孙儿同班的学生都不能进入教室，他们都得将书包按照次序安置在教室外面，然而到食堂去等待上午班的学生放学了，然后才排队进入教室。

孙儿将书包放好，正要离开，有一位父亲带着他的女儿来到，女儿将书包放在孙儿书包后面。这父亲即刻走过来，很严肃的对女儿说：“为什么你这么傻？把书包放这么远，等下还要走这么远拿书包？放在前面啦！傻傻的！”说着，也不理周遭家长的反应，就自以为是的将女儿的书包移到最前面的第一个位置。女儿没表示异议，但有一点无奈的表情。

我相信，这女儿明知父亲这种作为是不对的，老师交待过，一切事情都必须顺次序做，这是规矩，老师教导过的。对父亲的蛮横女儿不敢反抗。

这看似小事一桩，但，遗祸无穷。学校里老师费尽心机的教育，常常都给一些欠缺修养的父母的作为抵消了。这个小女孩明明接受了老师的正确教导，知道遵守规矩，如今却被父亲否决了，要是女儿从此认为日后老师的教导都无需依从，那学校教育还能发挥作用吗？

再如一个学生在饭桌上，跟爸爸讲，当天她在学校捡到同学的50令吉，又还给同学，爸爸说：“为什么你这么傻？把钱偷偷的拿回来，我们一家三口不是可以到KENTUCKY吃一顿丰富的晚餐吗？”

这时什么教育，对孩子的影响有多大呀！

又有一次，我在巴士车上，看到一位十二三岁的孩子让位给老人，他妈妈却责备说：“为什么这样傻把座位让出来？”让位是傻事吗？老师不是教导说，让位给老弱妇孺是美德善行吗？老师正确还是父母正确？

家庭，是孩子接受身教和言教的地方，千万不要轻忽了它的影响！

譬如一个单亲妈妈或单亲爸爸，常常带着不同的伴侣来过夜，男女关系搞得一塌糊涂，如何能将孩子教好？一些家长从事的是不正当的行业，每天家里进进出出都是些三教九流的人，讲的都是“江湖语言”，行为粗暴、态度顽劣，儿女耳濡目染，长大后哪会有好行为好品格？

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平日接触到的学生，有许多的行为，无论怎样劝诫，总是无法纠正，查证之后，往往发现都是家庭背景有问题的。错误的价值观已经深植他们脑袋里了，如何改变得了？历久观察，才有了这样的结论：家庭教育至为重要。

如今社会风气败坏，很多都是家庭教育失败的后遗症。学校教育只能教导学生，家庭的事学校哪有能力管教。败坏的家庭教育延伸出去，就连累到社会风气的败坏了。唉！只能徒呼奈何！！

败坏的家庭、恶劣的家风，出身于这样家庭的孩子，除非他们有很强大的意志力，而且有十分明理的判断力，能够“出污泥而不染”，否则，很难学好！很难弃邪归正。

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今日审视，益见其正确性！身之不修，何以齐家？家之不齐，何以治国平天下？

（2014年3月19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