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脱俗的人

一个脱俗的人

＃文：江枫

妻子的近亲在太平病故，年逾古稀。我陪着她及几位亲人到太平凭吊。这是我们第一次踏上这位近亲的家门。

豪宅建在太平湖附近，面积一万方尺，够大够气派。 这是他大儿子的家。儿子开工厂，不消说一定是赚到大钱。

他有六位儿女，三男三女。

他的小儿子也住在附近。我们到了，他应约到来。他穿着耕种的工作服，骑着一辆半新旧的摩托车前来。样子很消瘦，只是很健康，我们叫他阿华。

阿华毕业美国某著名大学，是一名电子工程师，今年已是43岁了，单身。 他从美国学成归来后，曾经在工厂服务过一段时期。后来听说他已经离开工厂，自己种植有机果菜。

他本来有点腼腆，这次见面，亲戚问起有机果菜，他不厌其烦的向我们解释有机食物的好处。从他的解说中，知道他近年来必定对这方面大有研究，要不然，他总能如数家珍般的向我们说得清楚又详细，什么果菜农人下什么农药？那一种果菜下的农药毒性极大等等，劝我们少吃。

谈了好一阵子，他说他家里还有几个榴槤，特意邀请我们去品尝。

他的家离开他大哥的家只有10分钟的车程。 一会儿就到了。到了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他的屋子就建在榴槤笆内，是一间简陋的板屋。他介绍说，他崇尚自然，家里用的水是自己从山上引来的山水，没有添加药品，对健康比较有益处，不过，必须煮沸才喝。

阿华一边开榴槤招待我们吃一边解释，他的榴槤也是没有施过农药，也没有喷过杀虫剂的，果肉不像市场上售卖的有特定名称的时下著名榴槤，而且有时还会有果虫。他的榴槤果肉比较薄，果核也比较大，但是味道与市场上的截然不同，一塞入嘴里，那一股清香直沁入心脾，香得那么自然。这种香味我领略过，以前我们住在小山村，吃的就是这种香味的榴槤。

阿华还拿出许多他自己泡制的果汁来招待我们。他说，他栽种的这些果树都没有施农药，泡制果汁时也没有添加防腐剂，市场上买不到的。

我看着他瘦削的身材和炯炯有光的眼神，不禁陷入沉思中。以他学历和资历，如果在工厂工作，如今的薪金必然已经接近5位数了。可是，他却为了自己的执着，毅然放下高薪来到这山区，过这种耕种的生活。由他园地看来，他的园地生产并不能为他赚多少钱，大概也是够维持生活而已，他却处处流露满足感。在世俗人的眼中，他是一个落魄潦倒的人。穿着耕作的衣物，骑着一辆半新旧的摩托车，车后带着一个褪色的塑胶大框（载果菜用），在路上奔驰而过，人们对他会投以哪种眼光？对这个人给予什么评价？

我了解他、欣赏他。他就是那种只求自己心头快乐，不理会世俗眼光的“真性情”的人。他已经看破世俗那种既定习俗，他早已把名利抛诸九霄云外了，蕴藏在心头的是：富贵于我如浮云。 （2011年4月1日稿）

我赞成关闭华校

我赞成关闭华校

＃文：江枫

雪兰莪适耕庄育群（国民型）中学一部分学生不报考SPM华文事件，引起华社一片舆论纷纷。

许多关怀华文教育、爱护华文教育的人士都认为这种举动是非常非常不应该的。 很多华教团体也呼吁华校生应该尊重母语、爱护母语。更有许多人士认为，既然他们不考华文，就索性叫有关学生转校好了。在国民型中学（其实国民型中学只是华社一厢情愿的称呼而已，在教育部的行政中国民型中学早已不存在）读书，大家有一个观念，以为学生必定要考华文，是天经地义的事，其实未必，因为并没有一条教育法令规定，学校或校长有权力指令学生必须考华文。

如果校方一意孤行，强逼学生去考华文，学生告到教育部去，校方肯定是输的；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条法令可以依循。

不但如此，校方着令不选考华文的学生转校，也是没有法令可以依循的。强逼学生考华文、强逼学生转校都是非法的，即使告到天边去，输的必定是校方，必定是华社。

笔者倒觉得，既然这么多华校生不考华文，认为华文难读难考，那华文这一科岂不是多余的吗？许多学生及他们的家长都认为，选考华文，是极大的冒险，搞不好，将影响他们将来申请这样那样的奖学金。也就是说，考华文会影响他们的前程。

还有，国民中学的华裔生有华文班而不读，更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如今，不但学生不爱考华文，把考华文视为畏途，就连华人开商店也不想用华文招牌。近来这些日子，这个话题不是在华文报章有许多人舆论纷纷吗？一些商人都认为“令伯”有钱开门做生意，用什么文字做招牌，是令伯的喜欢，谁有权力干涉，除非当局禁止。而且他们还认为，顾客多的是不认识华文的，用华文可能还会起负面作用，令“目不识丁”的顾客反感不来光顾，岂不是弄巧反拙？

不但如此，如今更有许多华人，连华文名字都不用了而用洋名。这是时尚，据说是方便异族朋友记得自己的名字，也方便他们称呼自己的名字。我们应该自我检讨一下，华文难读、难考、难记、难念（还有难写），这样的文字还要来做什么？这样的文字学了有什么实用之处？

华人自诩有五千年悠久文化，博大渊深，如今到头来一无是处。我看华人应该醒醒及时改变旧思想，迎头赶上，要不然，将要被甩在历史后头。如今，真是如梦初醒，原来我们华社几十年来，许多所谓的华教斗士前仆后继的维护华教，都是考虑不周详的蠢动而已；这几十年作出的都是无谓的牺牲，也浪费了华社亿万金钱。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有华文不读、不考、不用，我们还好意思高喊维护华文教育吗？维护来何用？（2011年3月25日稿）

中国省份旧事

中国省份旧事

＃文：江枫

按照目前的行政规划，中国有23个省，4个直辖市和5个自治区及两个特别行政区。

二战结束后，本邦华校复办，我已是超龄生，报读一年级。到了五年级(1950年)，课程中就多了地理和历史这两科。当时我们用的教科书，还是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根据我们的中国地理课本的课文，中国当时有35省。不但教科书如是教导，连我们用的地图也有35省。

为什么省份比目前的多？原来当时的国民政府的行政区划，将东三省划分为九省，比目前的三省多了安东、辽北、松江、合江、嫩江、兴安等六省；而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地带又多了察哈尔、绥远、热河；而在西南方，又有一个西康省。当时，新疆算是省，而西藏和蒙古（外蒙古）则被称为“地方”。当年的广西省如今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省则改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省则改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海南岛则于1988年脱离广东省成为海南省。

最令人费解的莫过于外蒙古（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当时称为“地方”和西藏并列。在这一页地图上，也盖上红字：“民国二十五年一月五日我政府通知库伦蒙古政府承认其独立详确疆界尚待实地勘定。”可是地图册是尚列为中国的“地方”。

这些旧事，必须是70开外的老朋友才知道了，而且也未必都知道。当时课程没有统一，各校各自为政，用的教科书未必尽同。

我当年用的教科书已经没收藏了，可是所用的那一本地图册，幸好我仍旧当瑰宝般珍藏着，而且还有两本，另一本是同学丢弃我收藏的。这地图册是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十月四十二版（1948年），出版者为亚光舆地学社，发行者是上海四川北路八号大中国图书局。这本地图册的全名为《袖珍中国分省精图》，《内政部地图发行许可证》就刊登在地图册前面。由金擎宇编制，王守成校订。定价金圆一元五角。它对于我来说，已是古董一样的宝贵。

战后复校，我的家乡小镇，学生人数稀少，家长也不重视孩子的学业，读也好不读也好，辍学率非常高，有一两个班级由于人数少，采取复级制，一间教室两个年级的学生一起上课，一位教师同时要兼教两班学生。我毕业那年，全部毕业生仅有5人而已。

虽然如此，我校苏校长，仍旧走遍附近几个较大的城镇，采购这些珍贵的地图册给我们参考。教导地理的黄老师教学认真又严格。他要我们背熟每一省的物产、简称、省会等等。他在一个粗糙的黑板上绘上一幅分省地图，地图上有河流、山脉、省会、大都会等（名称空白），常常叫我们出去将这些江河城市等的名称填上，稍有错误，就是鞭打。

如今，我虽然不赞成他鞭打学生的处罚方式，但我对他的认真教学是十分钦佩的。 苏校长对教育的真心奉献和黄老师的认真教学，影响我永生永世，我把他们当作学习的模样。到如今我去中国旅游，许多有关的地理知识都难不倒我，这都是黄老师的恩赐。可见严师对学生能起多么大的作用。（2011年3月14日稿）

拾破烂

拾破烂

＃文：江枫

我家很穷，这不是由于父母懒惰，而是儿女太多累穷的。其实，恰恰相反，父亲是一个比牛还要勤奋还要拼搏的人。他除了做他分内的工作外，在工余时，简直没有一分钟休息。他将他的时间全部用在可以赚取一分一毫的兼职上，为的就是多赚点钱补贴家用。

不但如此，他村前村后，凡是人家丢弃的物件，只要略略修补就可以使用的，他都捡回来。譬如：他使用的那辆脚踏车，都是由从不同的地点拾来的零件拼凑而成的。他用这辆脚踏车替人家载送货物，赚取了不少养家钱。

父亲就是有这么好的手艺，而且能无师自通，所以家里用的许多器具都靠他的过人功夫拼凑造成的。他因此替我家节省了不少开销。

我从小受到耳濡目染，也喜欢拾破烂。我没有父亲的能耐，能造成大件的 用具。我只是捡些小玩意儿，略加“修合”再用而已。譬如；一些小螺丝、小铁片、小玩具。我最常捡拾的是一些文具，如：圆珠笔。很多圆珠笔墨水还有，只是外壳坏了就被人扔掉。我要是捡到这些文具，只消在外壳做些功夫，又可加以使用了。为此，孙子辈常常将同学们丢弃的这类东西拾了回来 给我。他们的父母带他们上街，看到有可用的东西，他们就说：“拾回去给公公”，因而常常受到父母的阻拦。我家老太婆就常常批说：“你 这个老头不要教坏孙子辈，专门去捡拾破烂的东西；你这样做，也丢了孩子的脸！”但，我不以为忤，照旧捡拾破烂。

我不是漫无目的的乱捡，我捡的都是 认为可派上用场的东西。我将这些小破烂捡拾回家收藏起来，随时可以用到。曾经好几次，家里的电灯就因为缺少某些小螺丝钉不能装好，幸亏有储备了小螺丝钉而装稳了不致一夜摸黑。半夜三更，有螺丝钉卖吗？这些看不起眼的小物件，好几次帮助我解决了“燃眉之急”，偶尔也帮助朋友解难。你说，拾破烂有什么不好？什么地方丢人？

我倒认为，它当我急用时帮了我一个大忙，而且，满足了我的“成就感”，何乐不为？

好几次我拾破烂还有意外的收获。一次在垃圾堆中，居然给我翻到一本《国民大会纪念册》。这本书厚百多页，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一月初版，由南京《中央日报》编印，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战后返都南京召开的国民大会。 又有一次，我翻到一本由李惠堂编的《足球经》。李惠堂何许人？我们年轻时听过他的种种传说。李惠堂（1905年10月16日－1979月4日），字光梁，号鲁卫，祖籍广东五华县的粤籍客家人。李惠堂出生于香港，从17岁开始，即活跃于1920年代－1930年代之亚洲足球球坛，不但是战前少見的中国职业足球球員，也是公认之中国足球球王。並带领港沪兩地足球菁英，称霸于第七、第八、第九及第十届的远东运动会。20世纪30年代中国流传：“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难得的是，他引证足球是古代中国发明的。（2011年3月16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