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March 28, 2014

记忆中的母校---仁丹公立学校


校仁丹公立学校那一年创立我无法查清楚,只知道创立于战前,而且战前最后一任校长是刘应龙。刘校长长校期间对母校很有建树,所以,在仁丹他口碑很好,讲起他的名字,老一辈的人都肃然起敬。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6年复课,我就读一年级。那时物资缺乏,教师也短缺,我们复课时,三位教职员都是本地人,校长张元升先生是本地人,就地取材;另一位黄进性也是本地人;另外一位本地人是同济堂药材店的中医师,记得有人提起过他姓江或姜,不很肯定。他们都是很有责任心的好教师,如果没有他们肯于扛起这个教导责任,学校就不可能复办,而我们也就没机会受教育了。尤其是张元升校长,他在筹办复课的过程中,必定尽了最大的努力,并且高瞻远瞩,因为他是多位筹办人中学历最高的。

记得当年是利用仁丹市场背后高山上的木板校舍作为上课场所。这是日治时代日本鬼子建来教导各族子弟读日文的校舍。

高山上的校舍空气清新凉风习习,校舍周围是小丛林和青山相连。小地方的孩子大致上都比较粗旷,下课时时常在丛林间钻进钻出玩捉迷藏等各种游戏。

我印象中张元升当校长还未满一年,就由王昌年接任校长一职(1946-1947),因为那一年年底我考第一名,成绩报告册是从王校长手上接领的,所以记忆鲜明(这成绩报告册至今仍完好保存)。

王昌年战前曾经在母校担任过教职,很可能就是刘应龙时期。当时,我们依然是在山顶的日本校舍上课。后来就搬迁到市区的广东会馆上课了。这会馆相当老旧,是木板为墙,锌板为屋顶的建筑物。会馆和左邻的另一间店屋相连,之间打开一个木门,作为通道。通道正好面对楼梯,通往店屋的楼上。这店屋据说是广隆锡矿公司战前赠送给母校董事部作为教学用途的。

当时的情形是如此:会馆楼下辟为两间教室,教室间是活屏风,打开了,就成为临时礼堂,开周会时或者节日喜庆就是打开来供聚会使用。

至于两间的建筑物的楼上也是相通的。会馆楼上分隔成几间房间,作为教师房间,而店屋楼上部分,则辟为教室。这特别教室常常是供高班学生使用,他们能听从指示,走路脚步比较轻,不至于使楼板踏出声音来。店屋楼下也辟为教室。如此一来,两间建筑物就共有4间教室。全校有6个年级,4间教室是不够用的,幸好每个年级学生都不多,就采用复级制,即一间教室同时容纳两个班级。这样的安排,教师上课是相当辛苦的,不但教学时间要妥善分配好,以免顾此失彼,纪律问题更是伤脑筋。

大约1951年,由于学生人数最多,教室不敷应用,董事部又征得广东会馆右手斜对面一间名牌13号的店屋作为临时校舍。这13号店屋,楼上楼下各辟为一间教室,我六年级那年(1951)就在楼下那间教室上课。当时全班仅有5人,41女,与二年级同学复级上课。

19551228日,著名的“华玲会谈”前夕,当时的我国联合邦政府代表副教育部长朱运兴和马共代表陈田曾经举行过短暂的会谈,部署华玲会谈细节。朱陈的会谈,据说就在这13号楼上举行。其实这间店屋,有关部门应该加以保留作为文物古迹。

王昌年校长长校两年,学校校政逐渐步上轨道。王校长离职后,由他手下一位教师李科良担任校长(1947-1948)。这李校长可能当年曾经到中国读过书,而且参加过童子军,有什么节庆,他常常全副童军装扮,童子军帽、童子军衣、裤,而且还会吹号角。集会时,他就是全副童军装吹响号角号召集会的。

李科良担任校长还不足一年,就闹出罢课事件。据说有两位教师,一男一女,因为李校长向董事打小报告,董事要解聘他们。男的名为国泰,姓忘记了;女的是罗月媚老师。这罗老师很会教唱歌,很得同学们的喜爱。这一来,学生们就起哄了,在高年班学生的带动下,就全校罢课了。这在当时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罢课学生到市区大街小巷张贴大字标语。我在街边的一棵大树下贴上一张,写的是:挽留好先生。当时罢课的经历如今仍历历在目。

事件发展的结果是,两位老师果真被董事解聘了。

小学毕业后,我到槟城韩江中学求学,毕业后留校服务两年,后来到吉隆坡语文学院师训。师训期间,与一位来自吉打的同学成为莫逆之交,无所不谈。有一回谈起小学的趣事,扯上罢课这回事,并且牵出有关的老师的姓名。从他那边我才了解原来李校长的的确确是被冤枉的,难怪罢课期间,董事长廖泽焕学生召集同学们训话,他劝大家用功读书、守校规,不要参与过激的行动,因为有些事情,他不便与我们这些小朋友说清楚。李科良校长沉冤不白,在全校学生中,我怀疑了解真相的同学到底有几人?

李校长于1948年离校,接任的是余养廷校长(1948-949)。余校长治校非常严格,学校秩序立竿见影即时改善很多。但可惜的是,他只在母校服务一年,不知什么原因便离开了。大约在2000年左右,在一次母校校友的聚会上,见过余校长,据他说,他在金宝开书局。

第二年,来担任校长的是一位女校长蘇灵(1949-1952)。苏校长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那个时代,家长对于孩子的学业都不很重视,孩子上课不上课,都不很关心。有的学生与同学打架,怕受到老师责罚,第二天就不来上课了。苏校长必定亲自上门,劝说家长务必叫孩子上学,因为时代不同了,读书才有前途。接受苏校长的劝说重回学校继续学业的,不少过十人。这些被苏校长召唤回来的学生,得以继续求学,完成小学的学业,就此改变了他们一生的命运。他们实在应该感谢苏校长当日的劝导。可见苏校长是一位力行的教育家。

苏校长也鼓励小学毕业的同学,有机会必须继续上中学求学。从此,母校的毕业生升读中学的才一年比一年多。苏校长开创了小山村的读书风气,功不可没。

苏校长留任至我毕业后两年才离开母校,不过,我一直与她保持联络,直至她199494日逝世为止(我曾经涂写过一篇悼念她的文字,她是我的恩师)。


2014326日稿)


 

Tuesday, March 25, 2014

我与音乐

   我与音乐
     #文:江枫

请不要被题目误导,以为我是一位音乐界人士,又或者是学过音乐的人。其实,我是彻头彻尾音乐门外汉,只是爱欣赏音乐,爱哼哼歌曲而已。

小学时代,真是第二次大战结束,元气尚未恢复的落后年代,尚未有电视机、录音机、磁带,至于光盘、视像光碟等更是谈不上,就仅有收音机,而且我家里也买不起收音机。邻居有收音机,常常听到播放流行歌曲,很合我的口味,也就跟着哼,后来,多认识几个字,更加了解歌词的含义,也买些流行歌曲歌簿来学唱流行歌曲。不但唱,而且同学之间也爱抄一些自己爱唱的歌曲,大颗儿一起哼唱。那时没有复印,只好手抄了。

这种风气一直延伸到我读中学时代。不过,那时华校生热心维护华文教育运动相当炽热,同学们思想有点偏激,将流行歌曲归类为靡靡之音、黄色歌曲、颓废歌曲,因此,很多学生在哼唱流行歌曲方面都有所收敛。这时兴起演唱文艺歌曲的风气。爱好流行歌曲的同学,也乐意跟着唱文艺歌曲,反正都是歌曲,唱起来就觉得心中欢愉、畅快。

这期间,我们得以知道歌星中的白光、周璇、吴莺音、姚莉、李丽华等中国歌星,和本地的歌星,如:陈美光、潘秀琼、张莱莱等等。

中学时期,曾经参加学校的歌咏队,记得我们的歌咏队,在学校为南洋大学筹款的一次盛大演出中也尽过力。

我中学时代是寄宿在学校宿舍,有一位老师也寄宿在同宿舍。他就是施予国老师。这么巧他教我们大代数(HIGHER ALGIBRA)。施老师是数学天才,我们都非常喜爱他。他是从香港聘请来的,单身,非常喜欢古典音乐。他的房间备常常播放古典音乐,没有架子,对我们就像他的朋辈一样,叫我们到他房间一起欣赏,而且还教我们如何欣赏古典音乐,并且也向我们介绍一下世界著名音乐家的生平事迹,如:贝多芬、肖邦、莫扎特、舒伯特等,令同学们耳熟能详。这一段时间,我们真是欢喜若狂,因为在我们本来爱好流行歌曲的底子里又再铺垫上古典音乐的新基。

进入大约六十年代,虽然我国对中国的好些书刊、音乐禁令仍没撤销,但是,有好些华乐唱片已可以进口了。记得当时很多华乐都广受欢迎,如:金蛇狂舞去、彩云奔月等,令爱好音乐的朋友如久渴逢甘露,爱不释手。


离开学校之后,我投身教育界,对于音乐的爱好没有松懈过。不仅自己依然喜爱哼歌、欣赏音乐,而且省衣节食,都让我的两位大女儿学习钢琴。于是乐声每天都在我的家中飞扬。他们姐妹俩都考完钢琴第八级,后来因为大专不是念音乐,才不得不放弃钢琴。不过,我认为对他们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因为他们懂得音乐,虽然,从事的不是与音乐有关的行业,但,他们得以利用音乐调剂他们紧张的生活。这可以舒缓他们的紧张情绪。

退休之后,我仍旧过着读书写作的生活,但,我也仍旧唱歌听音乐。我也参加一个乐龄人士的歌唱班------长青歌唱班,每周聚会一次,由老师教唱新歌,团员们也可以舒展歌喉,练练歌唱技艺。一群乐龄人士每周聚会一次,除了唱歌之外,还可以谈谈共同的话题,乐在其中矣!

我们这个歌唱班还有一个特点,不止“独乐乐”而已,也与“众乐乐”。歌唱班成立16年以来,我们先后举行过好几次歌乐晚会先后为槟安医院心脏中心、佛教慈济洗肾中心、玛丽安山癌症医院、慧音社、南华医院福利援助金等筹募基金,再加上其他方式捐助教育、公益事业的款项,超过30万令吉,称得上娱乐不忘为善,在槟城的众多的歌唱团体中,算是一个相当活跃的团体。

老太婆也与我一同参加这个歌唱班,所以,退休的生活,还可以常常共同度过,分享喜悦,不至于“各行其道”。

如今,我早已逾越古稀之年,我敢大声的说,这几十年,音乐大大的丰富了我的生命,也使我的日常生活增添了几许灿烂的色彩!

宿舍那段生活,结识了两位喜爱音乐的同学,成为莫逆之交,至今仍旧来往如昔。可惜其中一位同学近年来病痛缠身,又居住在外地,渐渐的来往也就减少了。但是,每逢听到喜爱的乐曲,总希望与他们分享!因为这时刻,欣赏神经的交融活动,只有他们能够相通。这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高山流水”故事的精髓!也才充分了解姜子牙当时狂喜的心情,心中难免泛起“既往矣”那种落寞的情怀!


(稿于2014323日)

Wednesday, March 19, 2014

家庭教育是首要教育

家庭教育是首要教育
#文:江枫

中午载孙上学。由于上午班学生尚未放学,孙儿同班的学生都不能进入教室,他们都得将书包按照次序安置在教室外面,然而到食堂去等待上午班的学生放学了,然后才排队进入教室。

孙儿将书包放好,正要离开,有一位父亲带着他的女儿来到,女儿将书包放在孙儿书包后面。这父亲即刻走过来,很严肃的对女儿说:“为什么你这么傻?把书包放这么远,等下还要走这么远拿书包?放在前面啦!傻傻的!”说着,也不理周遭家长的反应,就自以为是的将女儿的书包移到最前面的第一个位置。女儿没表示异议,但有一点无奈的表情。

我相信,这女儿明知父亲这种作为是不对的,老师交待过,一切事情都必须顺次序做,这是规矩,老师教导过的。对父亲的蛮横女儿不敢反抗。

这看似小事一桩,但,遗祸无穷。学校里老师费尽心机的教育,常常都给一些欠缺修养的父母的作为抵消了。这个小女孩明明接受了老师的正确教导,知道遵守规矩,如今却被父亲否决了,要是女儿从此认为日后老师的教导都无需依从,那学校教育还能发挥作用吗?

再如一个学生在饭桌上,跟爸爸讲,当天她在学校捡到同学的50令吉,又还给同学,爸爸说:“为什么你这么傻?把钱偷偷的拿回来,我们一家三口不是可以到KENTUCKY吃一顿丰富的晚餐吗?”

这时什么教育,对孩子的影响有多大呀!

又有一次,我在巴士车上,看到一位十二三岁的孩子让位给老人,他妈妈却责备说:“为什么这样傻把座位让出来?”让位是傻事吗?老师不是教导说,让位给老弱妇孺是美德善行吗?老师正确还是父母正确?

家庭,是孩子接受身教和言教的地方,千万不要轻忽了它的影响!

譬如一个单亲妈妈或单亲爸爸,常常带着不同的伴侣来过夜,男女关系搞得一塌糊涂,如何能将孩子教好?一些家长从事的是不正当的行业,每天家里进进出出都是些三教九流的人,讲的都是“江湖语言”,行为粗暴、态度顽劣,儿女耳濡目染,长大后哪会有好行为好品格?

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平日接触到的学生,有许多的行为,无论怎样劝诫,总是无法纠正,查证之后,往往发现都是家庭背景有问题的。错误的价值观已经深植他们脑袋里了,如何改变得了?历久观察,才有了这样的结论:家庭教育至为重要。

如今社会风气败坏,很多都是家庭教育失败的后遗症。学校教育只能教导学生,家庭的事学校哪有能力管教。败坏的家庭教育延伸出去,就连累到社会风气的败坏了。唉!只能徒呼奈何!!

败坏的家庭、恶劣的家风,出身于这样家庭的孩子,除非他们有很强大的意志力,而且有十分明理的判断力,能够“出污泥而不染”,否则,很难学好!很难弃邪归正。

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今日审视,益见其正确性!身之不修,何以齐家?家之不齐,何以治国平天下?

2014319日稿)








Tuesday, March 18, 2014

流行歌曲获得肯定
     #文:江枫
闲来为了确定【重逢】的原唱者是谁,却不意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对我来说)。原来在YOUTUBE上竟然发现【情人的眼泪】(潘秀琼曾唱过) 这首流行歌曲北京中央交响乐团居然也演奏;上海音乐学院交响乐团也演奏。再查多一阵子,还发现更多流行歌曲,都被正统的交响乐团采纳为演奏的乐曲,仅举几首为例:【梦里相思】(原唱者待考)、【采槟榔】(周璇)、【忆良人】(周璇)、【不了情】(顾媚)、【疯狂世界】(周璇)等等。
                                                                                          
这意味着流行歌曲的地位已经获得官方肯定。
十 年前,我在一篇拙作【我对流行歌曲的看法】曾经说过,不能以偏概全,将所有流行歌曲都当作黄色歌曲、颓废歌曲看待。流行歌曲最为人诟病的是其中的男女恋 情,我曾经在文中说明:“谈情说爱的歌曲,不一定是不健康的歌曲,只要男女双方真心相爱,不要始乱终弃,从一而终,爱情实在是神圣高洁的。年轻人有年轻人 的恋情,甚至老人院的老人也谱黄昏之恋。纯洁的爱情是值得歌颂和赞许的……。伟大的文学作品、戏剧、电影,不是有很多都以爱情为题材而感人肺腑,流传久远吗?”男女之间的情爱发展下去,人间才有家庭的组织,让人类得以享受天伦之乐,这是人类与禽兽不同之处。
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就曾经精辟的点出,宋代的文学代表-----词,最初也是歌女在酒 楼歌肆等娱乐场所所唱,用以娱宾的曲子的歌词。士大夫爱到这些娱乐场所寻欢作乐的大不乏人,他们兴起时,就作了一些歌谣,谱上曲调,供给自己喜爱的歌女唱 出。这样的作品愈来愈多,喜爱的市井小民也愈来愈多,久而久之,他们作的词遂通过各种途径流传到民间。此时的词被看作是一种粗俗的民间艺术,是下里巴人而 非阳春白雪,因此不能登大雅之堂。然而,随着宋朝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爱好的文人多了、填词的人也多了,蔚然成风,遂演变成宋代的文学主流之一。
如今,流行歌曲获得中国官方的初步肯定是好现象。流行歌曲是音乐、也是文学的载体,它的内容反映了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情况,有腐化的、正确的、快乐的、辛酸的、进步的、落后的、光明的、晦暗的,记录了当代的人类社会生活、活动的进程。
中央交响乐团,即中国国家交响乐团,China National Symphony Orchestra195673日,中国的国家乐团-中央乐团成立,在北京举行了乐团成立后的第一场音乐会,音乐会的内容为纪念莫扎特诞辰200周年,1996年乐团进行了重组,更名为中国交响乐团。从那一天算起,这支代表中国交响乐艺术水准的旗舰乐团已经有了58年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著名中国指挥家李德伦、韩中杰为乐团演奏艺术的提高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上海音乐学院交响乐团是由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本科学生、部分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组成的音乐表演团体,团员平均年龄 20 岁。乐团演奏风格严谨,音色优美,音乐表现细腻,40几年前,乐团就以首演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此曲至今仍脍炙人口)等乐曲而获得较高的声誉。多年来,乐团演奏过众多的中外音乐名作,均获音乐界人士的高度赞扬,被誉为是一个生机勃勃、充满朝气、极具潜力和发展前途的交响乐团。
如今,这些著名的国家级的乐团都演奏部分经过筛选的流行歌曲,足见流行歌曲的地位、名分已经受到重视。这符合由古而今的音乐、文学进化的规程。这是流行歌曲之幸,亦是中国文化进化史之幸,不致沧海遗珠,将一部分重要文化内涵遗漏!

2014318日稿)

Friday, March 7, 2014

专才治国自是不同

   专才治国自是不同
      **文:江枫

大约40年前,新加坡就流行这样一个笑话:如果从新加坡搭车进入马来西亚,要是你闭目养神,当车身突然颠簸发出响声,那就意味着你已经进入马来西亚的国境了。这笑话听起来好像有点夸大,也有点刺耳,但在某种程度上,也的确有其真实性。

这两个月来,我国及新加坡都遭逢天旱的苦恼,有舆论说,新加坡缺水但无需制水,我国水源不缺,却需制水。这话听在某些人的耳里很不舒服,于是遂有人提议必须与新加坡再商讨售卖生水给新加坡的合约的建议。商讨什么事项,当然少不了价格问题了。

新加坡独立初年,到新加坡旅游归来,休息时间到食堂吃东西,付钱的时候,掏出来的硬币中,偶尔夹杂着一些新加坡的硬币,卖食物的阿姨说:“先生,新加坡的钱我们不要。”曾几何时,新币币值节节攀升,如今,一元新币兑换马币2令吉50仙了。这比较隐藏着什么意义,聪明人应该看得很清楚。

有朋友到泰国旅游归来,据他说,以前1令吉马币可兑换10铢泰币,如今,仅能兑换9铢多而已。这又是一个令我国民心不安的消息。

如今是一个竞争剧烈的世界,一个国家的竞争力输人,处处都要吃亏,与别的国家相比,样样输人,相形之下,就会感到国家愈来愈落后,而国民的生活也必然愈来愈困苦了。

这种境况的形成,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用人不当。因此,任人唯贤、能者在位是关键,而量才而用,必须用对人才,更是关键中的关键。用人时必须将其能力作为最重要的考量,千万不可参杂别的因素在内。

一家工厂所用的工人,如果工作效率低,别的工厂用5个人,你的工厂需要用8个人,成本就高了,怎样与别的工厂竞争?政府部门亦然,那个高高在上的,自己能力差、不能好好的策划又不懂得如何管理,整个部门的工作效率就其差无比了。这必然影响到国家的竞争力。竞争力低的国家,在国际间竞争,优劣分明,一下子就给人比下来,处处占下风,国家如何能进步?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加以说明:举行校内篮球比赛,校长夫人的班级的球队可以年年荣获冠军,要是参加校际篮球赛,获胜的机会肯定是零;组织一支足球队也一样,如果硬性规定,守门、后卫、前锋必须是陈姓的人担任,不问其球术如何,战果如何不言而喻;大学招生,优秀生很多被刻意遗漏,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素质肯定参差不齐;录取医科学生,成绩非常优异的偏偏不录取,培养出来的医生,医术会高明到哪里去?

美国善用全世界专才,所以在国际间领袖群伦;新加坡只有“鼻屎大”,由于善用人才,因此在东南亚国家中脱颖而出,成为最现代化国家,不是没有原因的。

际此竞争愈来愈激烈的时代,治国者不会重用人才、不善用人才,任由人才流失,还若无其事,丝毫不懂改弦易辙,这个国家肯定没有前途!前途是愈来愈沉沦下去!


201438日稿)

Tuesday, March 4, 2014

我永远怀念你---邦

我永远怀念你---
#文:巴古山

仁丹的拉曼锡矿公司(Rahman Hydraulic Tin Co. Ltd,它的产锡工地在山顶(地名GUNUNG PAKU),这些工地挖掘出来的锡沙,用非常现代化的工具---钢缆铁斗,运输到三支碑(地名意即三英里,TANAH HITAM)的磨锡厂去加工。加工烘干后才包装运出口。

拉曼公司开采锡沙到清理锡沙,需要用到大量的电流,因此,该公司拥有自己的发电厂。这发电厂建于一九零多年,而且建在离开仁丹市区12英里外的一个叫邦(PONG,这名称由AMPANG演变而来。先是由AMPANG缩短为PANG.由于公司的英国人高级行政人员读音不标准,就变成PONG了)的非常偏僻的山野地带,是一个水力发电厂。

这发电厂必须日夜廿四小时操作,供应电流给采锡工地及清理锡沙的工厂使用。因此,发电厂的工人分三班照顾照顾发电厂,不能有差错。一有差错电流中断了产锡部分的工作就得停顿,对公司造成极大的损失。早班由晨早7时至下午3时,午班3时至晚上11时,夜班晚上11时至晨早7时。每班有两位工作人员值班,姑名之为一高级一低级员工,而早班还多了一位人员,即学徒。高级职工顾的是SWITCHBOARD, 我父亲属于这类职工。

此外,公司还另外聘请了一位工头,管理整个发达厂的事务。公司备有免费工人宿舍给员工及他们的家眷居住,这些宿舍也就像一个小村落了,住上十头八户人家。有了这个村落,地方上总得清理、修路等等工作,而且发电厂也需要一些杂工料理一些事务,所以这些工作人员也都受到工头的管辖。工头在这个地方俨然是一个太上王了。

宿舍是木材结构,有水电供应,算是相当便利。为了有足够的水供发电使用,所以公司在这个村落以外约三英里的地方,拦截了一条河流,筑了一个水坝(AMPANG)。将水坝的水,用里面可容一个人自由走动这么粗大的水管引导水坝的水到发电厂来推动涡轮发电。水坝常年都有足够的水源供发电之用;多余的流水往下流,因此就形成一条小河流,约有三、四十尺的宽度。有水的地方就有鱼。河里的鱼非常鲜美,工人中勤劳的,编织了网,可以到河里撒网捕鱼,也可以编制了鱼笼到河里去“装鱼”,常年都有鲜美可口的鱼吃。河里最名贵的要算王家鱼了,一条有三几斤重。其他的鱼类也不少。

我父亲就常常在工余之暇,到河里捕鱼售卖,以补贴家用。河里两岸的水草中,还盛产坑螺(客家话叫HANG螺),甚至河里的石块上也附着这种螺。只要勤劳,到河里一会儿功夫,就可以收获到一盆的螺做菜了。我们平时吃到的形体比较短的叫田螺。这种螺生长在泥巴里,有一种烂泥气味,坑螺就没有这种气味,因此,更加鲜甜,吃起来具有比较新鲜的感觉。

河岸边还遍布着一种蕨类植物,当地人叫它为巴古菜,摘来炒猪肉或虾米,或煮咖哩,也是十分好吃的。还有,山上有竹笋,只要勤于到山里采剥就有得吃了。采剥竹笋不容易,竹笋外层的壳非常尖利,一不小心,往往会给刺到皮破血流。

这河是沙河,没有泥泞的泥土,河水清澈见底,很是清洁,因此,人们喜欢到那儿冲凉,一般孩子,就利用这个机会学会游泳。因此,在这个村落长大的孩子,很少不会游泳的。

住在这里的居民,华巫印暹都有,彼此和睦共处,每逢节日或喜庆,互赠糕饼,大家守望相助,很富人情味。

离开这个村落大约二英里,有一个甘榜。讲到甘榜,人们一定以为居民都是马来人。其实错了。因为这里是泰马边境地带,甘榜的居民清一色是暹罗人,约有20户人家。他们住在简陋的亚答屋,以种稻为生。他们房子周围都是小丛林,适合农作物的栽种,因此,家家户户都栽种了槤、山竹、红毛丹、langsat等本国特产。当然,槤是大家比较重视的。由于这一带地方离开市区十多英里,走的又是翻山越岭、崎岖不平的羊肠小径,而当年,只有脚车连摩托车都不普遍,这一带的果产没有办法外销,价钱非常低廉。要买果品,任由买者自己采摘,收一两元就行了。因此,住在那里的居民,与邦的居民都亲如兄弟,果子季节,所有果品常常是半卖半送,我们都将槤等果子当饭吃,吃不完的槤,自己动手熬槤糕。没有添加面粉或糖,熬出来是纯粹的槤糕,在商店是无法买得到的。在那些年头,本国的果子我们实在是吃到饱吃到得够的。我们居住的村落,门前户后,也有果树,香蕉更加普遍。

邦的居民,家家户户都非常勤劳,他们自己栽种各种蔬菜。尤其是我父亲,他不但拥有自己的菜园,而且也这种其他农作物,如:玉蜀黍、黄豆、绿豆、花生等等。早餐我们吃的就是玉蜀黍、香蕉、花生等自己栽种的农作物。如今想起来,我们当年吃的才是上好的早餐,才真正称得上是享用早餐。

甘榜的暹人,也擅长捕捉野兽。他们用铁索做机关,捕捉野兽,捉得最多的是野猪。野猪肉很少肥肉,吃不完,他们就用柴火烘干,收藏起来慢慢吃用。这烘干的野猪肉,味道也甜美而且带有一种独特的香味。

如今回想起来,那一段时期的山居生活,回味无穷!

讲起邦,我对它还有追述的话要说,日本日占据本国的38个月,由于缺少粮食,很多人都捱受过啃木薯、吃菜根的苦,我们却没有尝受过这些苦头。由于暹人是种稻为生的,我们向他们购买米谷,而且我父亲又是一个可以担当苦差的人,他也砍芭自己栽种旱稻。生产的韩稻米,比起我们目前在市场上买回来的所谓香米,还要清香。因此,在那一段苦难的日子,我们常年都不缺粮。当大多数人都在受苦挨饿的年月,我们倒是居住在鱼米之乡粮食足够有余了!

认真的说,我在邦不间断的居住的日子大概足足有9年,直至二战结束,我为了求学,才迁回仁丹市区居住,仅有假期时才回去邦居住;小学毕业后,到槟城求学,回邦的日子就更加稀少。不过,我非常怀念那一段日子,我在那儿学会游泳,我也怀念那儿的鱼、坑螺、槤、烘野猪肉,还有那儿的居民,老一辈的都作古了,与我为伴的,如今即使仍在,都垂垂老矣!


201434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