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母校---仁丹公立学校

母校仁丹公立学校那一年创立我无法查清楚，只知道创立于战前，而且战前最后一任校长是刘应龙。刘校长长校期间对母校很有建树，所以，在仁丹他口碑很好，讲起他的名字，老一辈的人都肃然起敬。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6年复课，我就读一年级。那时物资缺乏，教师也短缺，我们复课时，三位教职员都是本地人，校长张元升先生是本地人，就地取材；另一位黄进性也是本地人；另外一位本地人是同济堂药材店的中医师，记得有人提起过他姓江或姜，不很肯定。他们都是很有责任心的好教师，如果没有他们肯于扛起这个教导责任，学校就不可能复办，而我们也就没机会受教育了。尤其是张元升校长，他在筹办复课的过程中，必定尽了最大的努力，并且高瞻远瞩，因为他是多位筹办人中学历最高的。

记得当年是利用仁丹市场背后高山上的木板校舍作为上课场所。这是日治时代日本鬼子建来教导各族子弟读日文的校舍。

高山上的校舍空气清新凉风习习，校舍周围是小丛林和青山相连。小地方的孩子大致上都比较粗旷，下课时时常在丛林间钻进钻出玩捉迷藏等各种游戏。

我印象中张元升当校长还未满一年，就由王昌年接任校长一职（1946-1947），因为那一年年底我考第一名，成绩报告册是从王校长手上接领的，所以记忆鲜明（这成绩报告册至今仍完好保存）。

王昌年战前曾经在母校担任过教职，很可能就是刘应龙时期。当时，我们依然是在山顶的日本校舍上课。后来就搬迁到市区的广东会馆上课了。这会馆相当老旧，是木板为墙，锌板为屋顶的建筑物。会馆和左邻的另一间店屋相连，之间打开一个木门，作为通道。通道正好面对楼梯，通往店屋的楼上。这店屋据说是广隆锡矿公司战前赠送给母校董事部作为教学用途的。

当时的情形是如此：会馆楼下辟为两间教室，教室间是活屏风，打开了，就成为临时礼堂，开周会时或者节日喜庆就是打开来供聚会使用。

至于两间的建筑物的楼上也是相通的。会馆楼上分隔成几间房间，作为教师房间，而店屋楼上部分，则辟为教室。这特别教室常常是供高班学生使用，他们能听从指示，走路脚步比较轻，不至于使楼板踏出声音来。店屋楼下也辟为教室。如此一来，两间建筑物就共有4间教室。全校有6个年级，4间教室是不够用的，幸好每个年级学生都不多，就采用复级制，即一间教室同时容纳两个班级。这样的安排，教师上课是相当辛苦的，不但教学时间要妥善分配好，以免顾此失彼，纪律问题更是伤脑筋。

大约1951年，由于学生人数最多，教室不敷应用，董事部又征得广东会馆右手斜对面一间名牌13号的店屋作为临时校舍。这13号店屋，楼上楼下各辟为一间教室，我六年级那年（1951）就在楼下那间教室上课。当时全班仅有5人，4男1女，与二年级同学复级上课。

1955年12月28日，著名的“华玲会谈”前夕，当时的我国联合邦政府代表副教育部长朱运兴和马共代表陈田曾经举行过短暂的会谈，部署华玲会谈细节。朱陈的会谈，据说就在这13号楼上举行。其实这间店屋，有关部门应该加以保留作为文物古迹。

王昌年校长长校两年，学校校政逐渐步上轨道。王校长离职后，由他手下一位教师李科良担任校长（1947-1948）。这李校长可能当年曾经到中国读过书，而且参加过童子军，有什么节庆，他常常全副童军装扮，童子军帽、童子军衣、裤，而且还会吹号角。集会时，他就是全副童军装吹响号角号召集会的。

李科良担任校长还不足一年，就闹出罢课事件。据说有两位教师，一男一女，因为李校长向董事打小报告，董事要解聘他们。男的名为国泰，姓忘记了；女的是罗月媚老师。这罗老师很会教唱歌，很得同学们的喜爱。这一来，学生们就起哄了，在高年班学生的带动下，就全校罢课了。这在当时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罢课学生到市区大街小巷张贴大字标语。我在街边的一棵大树下贴上一张，写的是：挽留好先生。当时罢课的经历如今仍历历在目。

事件发展的结果是，两位老师果真被董事解聘了。

小学毕业后，我到槟城韩江中学求学，毕业后留校服务两年，后来到吉隆坡语文学院师训。师训期间，与一位来自吉打的同学成为莫逆之交，无所不谈。有一回谈起小学的趣事，扯上罢课这回事，并且牵出有关的老师的姓名。从他那边我才了解原来李校长的的确确是被冤枉的，难怪罢课期间，董事长廖泽焕学生召集同学们训话，他劝大家用功读书、守校规，不要参与过激的行动，因为有些事情，他不便与我们这些小朋友说清楚。李科良校长沉冤不白，在全校学生中，我怀疑了解真相的同学到底有几人？

李校长于1948年离校，接任的是余养廷校长（1948-949）。余校长治校非常严格，学校秩序立竿见影即时改善很多。但可惜的是，他只在母校服务一年，不知什么原因便离开了。大约在2000年左右，在一次母校校友的聚会上，见过余校长，据他说，他在金宝开书局。

第二年，来担任校长的是一位女校长蘇灵（1949-1952）。苏校长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那个时代，家长对于孩子的学业都不很重视，孩子上课不上课，都不很关心。有的学生与同学打架，怕受到老师责罚，第二天就不来上课了。苏校长必定亲自上门，劝说家长务必叫孩子上学，因为时代不同了，读书才有前途。接受苏校长的劝说重回学校继续学业的，不少过十人。这些被苏校长召唤回来的学生，得以继续求学，完成小学的学业，就此改变了他们一生的命运。他们实在应该感谢苏校长当日的劝导。可见苏校长是一位力行的教育家。

苏校长也鼓励小学毕业的同学，有机会必须继续上中学求学。从此，母校的毕业生升读中学的才一年比一年多。苏校长开创了小山村的读书风气，功不可没。

苏校长留任至我毕业后两年才离开母校，不过，我一直与她保持联络，直至她1994年9月4日逝世为止（我曾经涂写过一篇悼念她的文字，她是我的恩师）。

（2014年3月26日稿）